请看刘勰《文心雕龙》是怎么说的：⑴刘勰《文心雕龙》凡五十篇，《原道》是第一篇，《征圣》是第二篇，《宗经》是第三篇。

【23】情文俱尽是礼的最高境界。因而，以性朴论作为与性恶论同一层面的人性论，以取代性恶论，并不妥当。

前引《非相》中，荀子曾有过好其实不恤其文的批评，但他也仍然坚持君子应该文而致实。徐锴：物质纹理，惟玉最密。【29】这里所说的至文，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君子形象，处处守住中道，每种德性都不会走到极端，适可而止。他在《性恶》等篇中说的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都属于应该被养的性情，而非被消灭的对象。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

其后周炽成又发表了若干篇论文讨论此一问题，并与张峰屹有过数次相互辩难，这些都收入前书的修订版——《荀韩人性论与社会历史哲学》。《礼论》中对三年丧礼意的解说向称经典，因而被单独收入《小戴礼记》，为《三年问》篇。井田之法，详见于《孟子》和《周礼》，其中尤以孟子发明其大义而昭彰于后世。

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在任何财产形式都不存在的地方，也就谈不到任何生产、生活。在各个历史时期，传统的宇宙观将人类的秩序纳入天命天道或是天理之中，使自我、社会与宇宙共同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德性世界。【16】换言之，以均平理想而言，真正的儒家绝不苟合于君主专制的私心、私利。29在现代社会中，独立个体已成为一切的出发点和归宿，一切行为都从现实的客体出发。

【25】从中国的历史源流来看，共同富裕的思想理念无疑与前述儒家所坚持的均平理想有着文化基因的一致性。其中，关于湖南农民土地问题，以长沙为例，地主和富农占人口总量的10%、中农占20%、贫农占70%。

但韦伯的解释无疑切中要害：理性化世界的逐渐袪魅后所得到的是极端的世俗化（secularisation）。然而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土地革命的执行过程，的确存在由于行动指导的宏观性而造成的局部过激与不必要的损失。三代以下的中国政治，其得失利弊，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对这一原则所采取的不同的诠释路径所导致的不同后果。

 注释1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7页、第3页。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5页。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与回答，以天下国家可均的三代理想为中心，深刻影响了先秦以来中国的政教思想及其礼乐层面的实践，并且直接贯注于20世纪的中国革命及其相应的现代化建设。实事求是地看，古代中国并不是偏居世外的桃花源，分配不均的问题长久地损伤着历朝历代的治理，最终殃及的是中国文明本身的元气。

经过秦汉土地私有化的深入，地方门阀早已结成了强大的政治、社会力量，以各种方式对王莽的改制进行抵抗，结果造成了全国性的普遍动乱，王莽亦因其失策而身死国灭。天地生人，即人之父母，王者代天治民，使之生养无虞，亦即民之父母。

16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写道：从秦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王、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共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读通鉴论·秦始皇》）平心而论，秦政之于周代宗法制的种种弊端有着直接的矫正，尤其是宗室、诸侯尾大不掉之患，再难复起。

（《孟子·梁惠王上》）中国文明向来以义利之辨为其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活动的根本原则，虽累遭独夫民贼的歪曲、污损，重义轻利仍然是中国自古以来仁人志士所坚守的价值规范。至明末李自成起义，仍以均田免粮为聚拢人心的口号。所谓宗，宗者，何谓也?宗者，尊也。如张载、朱熹等宋代理学家，虽仍以井田为三代良法，痛陈兼并之害，在地方实践中尝试正经界的土地分配原则，但国家层面的整体土地制度改革已告终止。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本土的知识分子开始对中国原有的文明体系，包括政治、文化等，产生了根本性的反省。9参见徐喜辰：《井田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7-170页。

‘既富方谷、‘资富能训诸义，群经既所屡言。【18】因而，以农民为主体的历次起义，往往以其被压迫剥削的特征而起，又以其小富即安、匮乏远见的个性而终。

201912年，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总章》上说：本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作为中国文明的核心符号之一，均平理想在数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交涉于形而上的精神与形而下的制度，尤其是土地分配制度，两者互相激荡，即体即用，仅以任何一面而言都不能还其原貌。

因此，对于均平的理解，虽折中于孔子，而其根源则必须回溯三代。【33】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壮举。

18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中），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54页。（《封建论》）何谓失在于政?政者，正也。如《尚书·皋陶谟》所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是以尽开阡陌，悉除禁限，而听民兼并买卖以尽人力，垦辟弃地悉为田畴，不使有尺寸之遗以尽地利，使民有田即为永业，而不复归授，以绝烦扰欺隐之奸。

我们必须认识到，现代化的实现也意味着对于现代性所裹挟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的超克。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发动扶贫减贫战役。

上凑高祖，下至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第一，人皆有其父子、兄弟、夫妇之伦，事父母、蓄妻子，乃人之为人的基本要求，三代均平之道，以井田制为典范，即必须在生产资料的分配上给予大多数人以充分的保障，使之通过自身努力而足以营建一家一户的伦理生活。

以人伦为枢纽而形成天下人共存、互爱的政治共同体，使一家之宗法延展为普遍的美德规范，人人皆得以五亩之宅百亩之田，是儒家秉持尧舜大公之道并总结三代遗法而形成的社会理想。后世儒者不明此义，凡一言及利，不问其为公为私，概斥之为言利小人，于是利国利民之术，废而不讲久矣。

然而，在经济属性及其社会结构上，唐宋以后的儒家群体无疑是地主阶层的延伸产物。【13】更为严峻的是，由于土地自由买卖的合法化，以及王权独大所造成的权势压迫，大部分耕地只会不可逆转地集中在少数豪强大族手中，如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上》）的极端不平等状况，往往在大一统王朝确立政权不久之后便会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后者貌似新论，其实质亦不过认为中国古代分配不公平的症结在于皇权这一大私权没有能够压倒绅权这一小私权，殊不知两者皆同构于假公济私的专制政治的内在逻辑。参见列奥·斯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8页。

25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48页。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中，三代以来所传递的均平理想值得我们关切思考，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相结合，中国理应发展出新时代的义利之辨，由此形成中国之于现代化的道德尺度，以提醒我们兼顾公平与效率，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团结奋斗，迈向新的阶段。

1955年，毛泽东做了题为《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到1956年底，这一农业改造基本完成。这种断裂与重建覆盖人类文明所有层面，从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直至家庭结构与个体心理构成。

孟子认为，固定的产业是民众免于饥寒而趋向秩序、美德的必要条件，故而治民的首义，便在于制民之产，由此先富而后教。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